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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振山民间故事”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他是农耕时代最后的歌者。
谭振山－－ 82岁的新民市农民，他是真正的“遗产”，是“国宝”。是中国唯一的个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全国目前讲故事数量最多的人。
“谭振山民间故事”日前入选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是国务院公布的518个项目中唯一的“个人品牌”。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在沈阳市区西北３０公里的城乡结合处，七星山下的月牙河畔，有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隶属新民市的东北罗家房乡。笔者在罗家房乡政府干部引领下驱车来到太平庄村。在村的后街有一处整洁的院落，在4间大瓦房的东端接了两小间偏厦儿，大约有２０平方米的面积，谭振山老俩口就住在这里。
“我是１９２５年农历冬月初十生人，生在往西几里地的新安堡村，也是在那儿念的伪满国民优级小学，十几岁才搬到太平庄村。这太平庄村别看现在不打眼，可在清朝却是'大清皇家马场'。太平庄再往北五六里就是石佛寺，靠着辽河，当年也是千帆竞过、商贾云集、驿站码头齐全的大镇。我的继祖父、兄长都是木匠，都会修船、建房。祖母家里开过大车店。我们这嘎瘩是黑龙江、吉林通往北京的大御路经过之处，南来北往的客商，住到一块，唠闲嗑讲故事来打发时间，自然带来不同风格的故事。我从小就喜欢听故事，口传心记，我也能讲故事了。”谭振山一个简短的开场白，把他"故事大王"与民俗民间文化渊源说得清清楚楚。
讲故事讲成了“国宝”
1985年，国家搞民间文学“三集成”，新民市文化馆的同志，辽宁大学的老师都来帮谭振山整理民间故事。1988年８月，《谭振山故事选》出版，成为中国民间文学集成辽宁卷中的沈阳市资料之一。1989年，谭振山被辽宁省文化部门命名为"优秀民间故事家"、被吸收为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2006年3月，谭振山与辽宁教育出版社签订出版《谭振山故事精选》合同（约25万字），预计10月份出版。根据合同谭振山将得到5000元稿费。
2006年6月2日，“谭振山民间故事”入选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是目前中国唯一的个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006年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谭振山故事”被辽宁省文化厅命名为“辽宁省民间艺术家”。
辽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江帆表示：“全国目前还没有比谭振山讲述的故事多的人”。 “以谭振山的故事活动及其影响来看，在我国故事家群体中也属罕见；谭振山的民间故事贵在口传心记、原汁原味，而且一个人能讲千个故事，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罕见的。加之我国近二十年来较有影响的著名老故事家大都相继离世，因此，谭振山也可说是目前国内外都所存无几的口头文学大家。”
江教授是谭振山的研究者，她追踪和研究了18年。江帆说，谭振山的1000多个故事，全方位反映了辽河平原农耕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知识与智慧、理想与愿望等，具有重要的文化史价值。
谭振山从没想到他的口头文学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辽宁省这次向国家推荐了３８个项目，沈阳只有５个。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认为，“谭振山民间故事”无争议入选，一是有较大影响力，二是面临濒危。
奶奶的启蒙
谭振山认为启蒙文化对他至关重要。我是在5、6岁的时候奶奶就给我讲故事，多是一些“小土故事”，但是那些故事都很有意义。我奶奶娘家是开大车店的，店里住着天南海北来的客人，三教九流哪的人都有啊。睡觉之前，奶奶为了哄我就把我抱在怀里就给我讲一段一段的故事，什么鬼怪、仙女、风俗、传奇，神话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让我听得入迷，而且听过就能大致记下来，我就特别爱听。像《闯王过年》、《新安堡为啥立不起戏台》这百十个故事，都是我从奶奶那儿学来的。都是教育人们多做好事，善有善报的。
受奶奶影响，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对故事着了魔。慢慢的我也学着奶奶的故事给人家讲。尤其是我经常的给上岁数的老年人讲故事。他们都夸我讲得好，他们越夸我，我越高兴，讲得越来劲儿，
《秀才当小偷》：过去的秀才啊，就象现在的大学生似的。他很穷啊，家里没有米，接不开锅啊，他得活命啊，没有办法就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一天……
他的听众已经由过去的男女老少、乡里乡亲转换为两类人：记者和民俗学家。他说电视和麻将偷走了他的听众，他很不快乐。他现在在家中，对着录音机讲故事， 北京图书馆还要给我出书，我的书来没有印出来，全国各地的要书的信就来了不少啊。
一打开始讲故事起，我也没想着怎么地啊，就是讲故事时候心情高兴，有好些故事还能教育群众和小孩们多做好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开始除了村里的乡亲老百姓以外还没有人那我的故事当回事，这几年好了，有人重视我！去年辽大还特意车接车送请我给大学生、研究生讲故事，人家还挺重视我。当地的中学、小学也常请我去给学生们讲故事。
东北农闲时间长，六七月和整个冬天都没事干，除了看小牌儿就只有听故事了。讲故事，图个乐呵。当年啊村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偶尔镇上来一个唱二人转的野台班子，那就像过年一样啊。
“我三大爷谭福臣满肚子贼玄乎的故事，像什么《赵匡胤与红煞神》、《关公有后眼》这类故事，都是他讲给我的；我继祖父赵玉宝是个木匠，能造大帆船，爱讲《泥鳅精受皇封》这类民间故事；还有学校的几位老先生，像国生武、沈斗山、张英富、刘万信等十多个人那，给我讲过很多地方传说。就是在走道啊，坐车当中游人给我讲故事我都记下来了。打小儿学的故事，全装在脑袋里，张嘴就来。”就这样一来二去、聚少成多，谭振山也能讲１０００多个民间故事了。谭振山很轻松的说：“这也不用什么特殊学，喜好这个就能记住，一听就忘不了。有些故事，别人讲的不老道，不生动，我还能重新给它编一编，改一改，故事也就越来越生动了”。
“我记得在我十四、五岁上学的时候，每到礼拜五有个“课堂会”，大多数小孩儿不会讲故事，我就这班讲完了那个班就来找我到那班去讲，一来二去，我的讲故事水平也大有长劲。你别看我这么来回的到各个班级去给讲故事，说实在话，那也并没有耽误我的学习。那时候我也没有考虑到我讲故事以后会怎么样啊 ，就是讲，越学越多，越讲越多。当初就知道学习人家的样子讲，那时候我小啊，也没有考虑故事的意义啊 ，反正就是学着讲，我就考虑这些故事老百姓听着顺耳，我那时候记性眼儿好，人家讲一遍我就能记住，还不管它多长的故事，就是人家讲一个点的故事，我也能记住。”
第一个走出国门讲故事的中国民间故事家
鲜为人知的是谭振山还给日本市长讲过故事。
1992年７月，谭振山走出国门，应邀赴日本远野市出席1992年"世界民话博览会"，登台讲了三次故事，分别是《老龟报恩》、《洞房认义女》和《三忍救妻女》。日本国学院教授野村纯一评价说，中国的民间故事好，宣传的是道德仁义，讲的多是真善美。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走出国门讲故事的中国民间故事家。
谭振山表现得非常轻松，一个人面对着数百名来自30多个国家的民间艺人和日本民俗学者、政界官员，说了70分钟，使得中国故事轰动一时。
来自远野的市长对他说：“从你的故事就能感觉到你们中国是文明国家、仁义的国家。你们自古，小孩儿听的故事都是教人向善、知恩图报的。”
来的人太多了，我都招架不起了啊！
谭振山的８个儿女大多在本村务农。老俩口全凭孝顺的儿女每家给一点钱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简陋的屋里除了火炕、一张单人床之外，一个炕柜和一台旧电视算是全部家私了。
在谭老家炕柜上面的被乎摞旁边我看到好多的小药瓶就问到：小药瓶是您的吗？谭老：是老太太的啊！75啦，这疼那疼的，一年买药花老鼻子钱了啊！
“我现在也讲不起啊，一年半载来一份儿，我还能讲。现在是一天来两份，讲不起啊。说实在话八十多岁啦！”
“老伴儿和孩子们劝我这么大岁数了，再来人不给他们讲了……去年正月时候，天津广播电台邀请我去参加什么举动（活动），原先打算去了，后来一考虑，拉倒吧，天正冷时候，我都这么多岁数了，就没有去。”
“采访的太多啊 ，当地的，北京的，还有关里的，前几天，有一家湖南的来电话说要来，我说不行啊 ，你们别来了，我没有答应他们。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血压还高，不临儿还有迷糊的时候。家里又出了特殊的事儿，二儿媳妇病逝了，小孩们哭天抹泪的，大家心情都不太好，那还有心情讲故事啊！”
“前几天，北京的一个电视台来让我给他们讲故事录像，他们是头晌来的，讲到中午，完了下晌又把我折腾到大野地里，这也录，那也录，嗨，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他们才走。那天下晚可把我折腾完了，我爬了好几天，挂了好几瓶滴流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说实在话，这回一评上‘文化遗产项目’了来的人更多了，我都招架不起了啊！”
最担心１０００个故事无人传承
您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您有什么打算啊 ？
“我是这样想的有关部门应该整理纪录，把我的故事录下来，录完之后流传下去。我绝对不想把我的故事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的身体允许不允许是不一定了，毕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按照我个人的意愿完成，我就怕我的身体不允许啊，要是在我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就这些故事全都传下去！”
谭振山现在担心的是，他的民间故事很有可能失传。他说，如今又是电视、又是电脑、又是游戏，各种娱乐形式多得让人眼花，人们听故事的兴趣已经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人追求经济效益，讲故事没人给钱，所以讲来讲去就自消自灭了。谭振山从来没收过徒弟，如今四世同堂，老老少少加在一起有三四十口，但只有四儿子谭文海和孙女谭丽敏还爱讲故事。
“我的故事要口传的啊！记性眼儿好的还行，记性眼儿不好的我讲一遍、两遍的也记不住。我孙女丫头谭丽敏还爱讲故事。但她在沈阳上班那，他老是说要继承这个东西，可是她毕竟不是专门搞这个东西的啊，还要上班啊 ！”。
但他们能不能传承自己的民间故事，谭振山心里可没底。
谭振山诚恳地告诉笔者，自己一辈子就是农民，从没想过靠讲故事赚钱。他唯一希望的就是，既然自己的故事成为遗产，那就赶快想办法让它们流传下去，毕竟８２岁的年龄不饶人，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怎样保护？
“现在孩子忙学业，年轻人忙捞钱，四五十岁的人都打麻将去了，讲故事的好光景再也回不来了。60年代以前，主要是乡亲听我讲故事，80年代以后，主要是外人让我讲故事，成了“遗产”以后，可能只剩下对着录音机、录像机讲了。”
江帆称谭振山是“农耕时代最后的歌者”。现在，他看上去正被这个世界记起和重视。
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从单纯的政府行为和少数的民间组织、个人行为，变成了一项全国人民的共同活动。国务院日前发出通知表示，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不容乐观。为了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9日)
文化遗产保护，好比传递奥运火炬，需要一代代人将这个“接力棒”握好，完整无缺地交付到后代手中。就中国的情况看，汗颜甚于欣慰。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交接“文化遗产接力棒”之时，往往是“雁过拔毛”，导致遗产“缩水”。如何让人们世世代代从中受益，把历史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下去，成为历代政府和人民共同的责任。
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年保护规划，有关部门将对谭振山民间故事进行抢救式挖掘，留下音像和文字资料。不过，江帆觉得这样的记录已属无奈之举。“真正有生命力的情境因素都遗失了，就如同花朵被夹到书本里，它已不是鲜花。”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个项目中谭振山是唯一的“以个人为单位”的。为此“抢救” 谭振山民间故事就应该区别于其它517个“群体”项目。“五年保护规划”对一位82岁的老人恐怕时间长了点。
“如果我们现在不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民间文化传承人，以后这些文化遗产将成为历史印记！”笔者建议：做一次普查，对传承人进行一次评选，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传承人，颁发证书。通过立法在经济生活、政治待遇等方面给传承人一个保障，充分发掘年轻文化传承人，给予政策倾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长远的系统化工程，要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远处在活态的传承保护中，关键是要保护传承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堪忧。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受现代文化、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很多文化遗产只剩下馆藏文物，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说：要求保护的项目有市场是不现实的，因为保护的项目国家就是要无偿投入的，谁不投入谁就错了。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它的利益就是社会利益，就是历史价值，就是文化价值。它是文化史上的价值。
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个节日就能胜任了的。文化遗产日，不过是个引道的路标而已。
第一个走出国门讲故事的中国民间故事家
鲜为人知的是谭振山还给日本市长讲过故事。
1992年７月，谭振山走出国门，应邀赴日本远野市出席1992年"世界民话博览会"，登台讲了三次故事，分别是《老龟报恩》、《洞房认义女》和《三忍救妻女》。日本国学院教授野村纯一评价说，中国的民间故事好，宣传的是道德仁义，讲的多是真善美。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个走出国门讲故事的中国民间故事家。
谭振山表现得非常轻松，一个人面对着数百名来自30多个国家的民间艺人和日本民俗学者、政界官员，说了70分钟，使得中国故事轰动一时。
来自远野的市长对他说：“从你的故事就能感觉到你们中国是文明国家、仁义的国家。你们自古，小孩儿听的故事都是教人向善、知恩图报的。”
来的人太多了，我都招架不起了啊！
谭振山的８个儿女大多在本村务农。老俩口全凭孝顺的儿女每家给一点钱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简陋的屋里除了火炕、一张单人床之外，一个炕柜和一台旧电视算是全部家私了。
在谭老家炕柜上面的被乎摞旁边我看到好多的小药瓶就问到：小药瓶是您的吗？谭老：是老太太的啊！75啦，这疼那疼的，一年买药花老鼻子钱了啊！
“我现在也讲不起啊，一年半载来一份儿，我还能讲。现在是一天来两份，讲不起啊。说实在话八十多岁啦！”
“老伴儿和孩子们劝我这么大岁数了，再来人不给他们讲了……去年正月时候，天津广播电台邀请我去参加什么举动（活动），原先打算去了，后来一考虑，拉倒吧，天正冷时候，我都这么多岁数了，就没有去。”
“采访的太多啊 ，当地的，北京的，还有关里的，前几天，有一家湖南的来电话说要来，我说不行啊 ，你们别来了，我没有答应他们。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血压还高，不临儿还有迷糊的时候。家里又出了特殊的事儿，二儿媳妇病逝了，小孩们哭天抹泪的，大家心情都不太好，那还有心情讲故事啊！”
“前几天，北京的一个电视台来让我给他们讲故事录像，他们是头晌来的，讲到中午，完了下晌又把我折腾到大野地里，这也录，那也录，嗨，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多他们才走。那天下晚可把我折腾完了，我爬了好几天，挂了好几瓶滴流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说实在话，这回一评上‘文化遗产项目’了来的人更多了，我都招架不起了啊！”
最担心１０００个故事无人传承
您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后，您有什么打算啊 ？
“我是这样想的有关部门应该整理纪录，把我的故事录下来，录完之后流传下去。我绝对不想把我的故事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的身体允许不允许是不一定了，毕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按照我个人的意愿完成，我就怕我的身体不允许啊，要是在我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就这些故事全都传下去！”
谭振山现在担心的是，他的民间故事很有可能失传。他说，如今又是电视、又是电脑、又是游戏，各种娱乐形式多得让人眼花，人们听故事的兴趣已经下降。更重要的是，现在人追求经济效益，讲故事没人给钱，所以讲来讲去就自消自灭了。谭振山从来没收过徒弟，如今四世同堂，老老少少加在一起有三四十口，但只有四儿子谭文海和孙女谭丽敏还爱讲故事。
“我的故事要口传的啊！记性眼儿好的还行，记性眼儿不好的我讲一遍、两遍的也记不住。我孙女丫头谭丽敏还爱讲故事。但她在沈阳上班那，他老是说要继承这个东西，可是她毕竟不是专门搞这个东西的啊，还要上班啊 ！”。
但他们能不能传承自己的民间故事，谭振山心里可没底。
谭振山诚恳地告诉笔者，自己一辈子就是农民，从没想过靠讲故事赚钱。他唯一希望的就是，既然自己的故事成为遗产，那就赶快想办法让它们流传下去，毕竟８２岁的年龄不饶人，过了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怎样保护？
“现在孩子忙学业，年轻人忙捞钱，四五十岁的人都打麻将去了，讲故事的好光景再也回不来了。60年代以前，主要是乡亲听我讲故事，80年代以后，主要是外人让我讲故事，成了“遗产”以后，可能只剩下对着录音机、录像机讲了。”
江帆称谭振山是“农耕时代最后的歌者”。现在，他看上去正被这个世界记起和重视。
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从单纯的政府行为和少数的民间组织、个人行为，变成了一项全国人民的共同活动。国务院日前发出通知表示，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不容乐观。为了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决定设立“文化遗产日”。(《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9日)
文化遗产保护，好比传递奥运火炬，需要一代代人将这个“接力棒”握好，完整无缺地交付到后代手中。就中国的情况看，汗颜甚于欣慰。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交接“文化遗产接力棒”之时，往往是“雁过拔毛”，导致遗产“缩水”。如何让人们世世代代从中受益，把历史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下去，成为历代政府和人民共同的责任。
按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年保护规划，有关部门将对谭振山民间故事进行抢救式挖掘，留下音像和文字资料。不过，江帆觉得这样的记录已属无奈之举。“真正有生命力的情境因素都遗失了，就如同花朵被夹到书本里，它已不是鲜花。” 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个项目中谭振山是唯一的“以个人为单位”的。为此“抢救” 谭振山民间故事就应该区别于其它517个“群体”项目。“五年保护规划”对一位82岁的老人恐怕时间长了点。
“如果我们现在不像保护文物一样保护民间文化传承人，以后这些文化遗产将成为历史印记！”笔者建议：做一次普查，对传承人进行一次评选，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传承人，颁发证书。通过立法在经济生活、政治待遇等方面给传承人一个保障，充分发掘年轻文化传承人，给予政策倾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长远的系统化工程，要想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永远处在活态的传承保护中，关键是要保护传承人。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堪忧。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受现代文化、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很多文化遗产只剩下馆藏文物，令人扼腕叹息。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说：要求保护的项目有市场是不现实的，因为保护的项目国家就是要无偿投入的，谁不投入谁就错了。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它的利益就是社会利益，就是历史价值，就是文化价值。它是文化史上的价值。
文化遗产保护，不是一个节日就能胜任了的。文化遗产日，不过是个引道的路标而已。
